我以前对简·伯金（Jane Birkin）没有感觉，但是瓦尔达让我发现了她的迷人之处。看完《功夫大师》（Kung-Fu master/Le Petit Amour），我想她不会有比这更美的时候了。40岁女人与15岁男孩的爱的故事，如果你能接受《洛丽塔》，又有什么不能接受《功夫大师》，何况瓦尔达的影像语言从来都是轻盈而不沉溺，再深情的注视背后也看不到欲念的涌动，这种节制让她的很多剧情片没有获得纪录片那样的口碑，但又何妨，我爱这部电影里的简·伯金，尽管她早年的形象我一点都不喜欢。
在大多数少年男孩爱上或迷上成年女性的影片中，女主角几乎都被塑造成性感成熟的典范，她们是男孩心目中的女神，臆想的对象，甚至改变一生的人。随便举些例子就有《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朗读者》、《毕业生》……我并无意批判什么，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视角的产物，而比起女性视角出发的《功夫大师》，同样的故事模板，后者的被接受度却低得多（我知道这个说法不够严谨，并没有统计过比例，但是1967年美国就有了《毕业生》，而当1987年出现《功夫大师》后，看看美国人的反应，参见这篇评论）。
可能是因为剧情早就知道，所以看的时候没有半点shock，只觉得就这么发生了，或许有人觉得突如其来，可是深情真的从来不是瓦尔达惯用的语汇。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不过是个多带了一个孩子的母亲罢了。只有在两个瞬间，我确定她是爱一个男性那样爱这个孩子。一个是她触碰着他的脸颊，说，等你长满胡子的时候，或许我已经不在了。另一个是他们分开后，她独自站在桥上，想，他是否会记得曾经爱过我。当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越来越多受到年轻女性青睐的资本时，女人往往连幻想的权利也丧失了，更别提采取行动。所以片子里的简·伯金真的太帅了，不只是那骨感随性的外表。而且不同于排斥自身女性特征的T，她男性化的外表下依然是女性独有的柔情。
无疑，片中最美的时光在岛上。岛屿是瓦尔达钟爱的意象，某种程度上是家的象征。虽然在《幸福》中，她质疑了自然感情的正当性，但是《功夫大师》（故事其实是简·伯金写的）并没有违背她的逻辑。片中的简·伯金是个离异女人，她已在婚姻的契约之外。瓦尔达对女性的关怀是真正充满人性的，我想她并不赞成滥情（从《幸福》中推断），但是面对年轻女孩自酿的苦果，她也绝不是一副你自讨苦吃的“正义”，她曾提供自己的屋子给秘密堕胎者，为女性堕胎的权利参加游行。那时有些医生对做手术的女孩说的是：没有麻醉，这是给你教训！报纸把签署堕胎宣言的女性称为“婊子”。这些处于公共和私人模糊地带的权利，从来都是在博弈中争取的。瓦尔达在著名的《五至七时的克莱奥》中，展现了女性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到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所起的变化，而《功夫大师》则让我看到这样的女性究竟有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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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去年上半年看的片子，刚才修改标签使得原来写在个人标注（现在成了短评）中的字数超了，无奈只好删掉。所幸现在看到了一篇说得比我好得多的影评，只有他讲的最符合我的意思，并且把某些东西说透了。其他的理解要么很表象，要么干脆背道而驰。不过我早就说过了，越是庸常的感受越是能获得大多数人的青睐。
以下只是给自己当初的标注备个份：
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故事，这是亚当的伊甸园，地面上的天堂。所以当某些东西崩溃时也就无所谓堕落或坍塌。它只不过探讨了人类在道德尚未形成时的自然面貌。自始至终，片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背负上世俗的压力，他们仿佛生活在人类的萌芽状态里。他们各自得到的幸福是确凿的。唯一的诘问来自短暂的悲剧，将故事撕裂。人终究有占有的私欲。这使得最后的幸福场面让已经形成伦理道德观的观众如鲠在喉。瓦尔达用这种虚假的天真带给人真实的震撼。这就已经说明，人性不是一尘不变的。回归人性不是回归原始，自由、欲望、幸福并不是纵情的借口。“幸福不是恣意享乐”。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所理解的人性，我觉得“人的本性”其实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本性意味着天生就有，但是人所天生就有的那些性质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也就无所谓“人”的本性；而属于人的特性又必然是后天习得的，也就无所谓天生。所以我所说的人性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并将永远是个矛盾体。人之为人其实是与动物原始本性那一面的博弈，只有程度深浅，绝不可能将其完全剔除。最理想的状态是“中庸”，而不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那篇文章中的这句话和我的意思具有一致性：既然文明多少是某种压抑的结果，人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观察到的人的自然情感在多大的程度上仍旧是“自然”的就很值得怀疑，反过来说，自然情感的正当性并非不需要论证。当然，我觉得他最出色之处是道出了这种可替代的幸福在现实中的应用和理论根源，从而引出批判的指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记得第一次在网上读勒克莱齐奥的《梦多》，对最后一行“永远 热爱”印象深刻。后来买了另一个译本，很自然地先翻到该篇的末尾，却发现大相径庭，译文为“总是 很多”。惊异之余，就去下了法语的电子书，尽管看不懂，但查到最后两个词是：TOUJOURS BEAUCOUP. 在线翻译一下还真是"always much”。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确信，毕竟不懂那种语言，可能词语本身的含义非常丰富。后来看了梦多的电影，美国发行的录像带版本，内嵌英字，最后一句翻译成：always a lot. 这下我终于相信是最初的译者在煽情。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瓦尔达短片《尤利西斯》的解说词，其中将拉马丁的诗句翻成“我的时间飞起，悬停在空中”。从中文看，是很美，结果我一好奇就去查了原文，Ô temps, suspends ton vol! 英文是O time, suspend your flight! 我觉得直译就是：哦，时间，请停止飞逝！而且从上下文来说也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翻译时对原字词抠得很紧，或许是出于对外语能力的不自信。但是如果美化的译文已经偏离了原意，我宁愿不选择。

还是想贴一下最近的桌面，尽管这部影片从在戛纳参赛起就一直是影迷里众首企盼的“明星”，所以本不打算再说什么。
可是每天起来在电脑上看到这场景，一股柔情就涌上心头。正如有文章已经说到，这不是一部济慈的传记，而是“芬妮守望济慈的爱情故事”。芬妮“大胆的选择了一个注定会为自己的生活带来巨大痛楚和不确定性的伴侣”，而济慈“喜欢上了一个听从自己内心渴望，拒绝盲从随流的女人。他是个浪漫怀疑者，如果芬妮不是芬妮，那么这场爱情就不会发生。”这是简·坎皮恩说的，我很赞同，觉得无需再累赘地添加什么了。
看完电影的那天晚上，从书架里找出一本诗集，翻到济慈的那一页，是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无情的妖女）。这首诗有过很多著名的插图，有趣的是我那本上的插图只有骑士，没有妖女，描绘的是诗歌的最后一段：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因此，我就留在这儿，/ 独自沮丧地游荡；/ 虽然湖中的芦苇已枯 / 也没有鸟儿歌唱。

的确有好久没更新了。在这个任何网站都有可能在下一秒消失的时刻，歪酷也十分应景地抽搐了几下。其实早年我也是属于狡兔三窟型，可惜那些注册过的网站，要么太小，做不下去，要么就早早被堵在墙外，有些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启用。现在剩下的，最主要也是最早的，只剩这个歪酷。
我写在网上的文字，从来是没有备份的，都是脑袋里有了想说的话，就打开后台开始敲。也遇到过网络故障导致白忙活的情况，不过还是极少。或许最初是为了收集和记住，但越到后来越觉得博客是一种即兴的记录，写上去的事大多是为了忘却。所以哪天它要是真不见了，我可能也就哀叹一下，然后没了也就没了。
与在网上的这份释然不同，现实中我却是个难以卸下记忆负担的人。这不这两天忙着理东西，总会这也不想扔，那也不想扔。可是一旁父母又催得紧，免不了几番口角，搬家真是一件很破坏情绪的事情。我妈妈像麦太一样，做什么事情都很快，而我总是被那些细节绊住，导致在他们眼中磨磨蹭蹭的印象。于是不得不舍弃那些曾经以为不会舍弃的东西。其实有许多东西打包后，在下一次搬家前再也不会拆开。唯一的惊喜是发现来自记忆之外的物件，譬如像我这样不爱捡便宜的人也会有忘记还给小学同学的书。
更大的挑战在后头，如何将那些来路不同、种类杂多的东西重新安置到位，是对“分类癖”和耐心的极大考验。

多图

这是迪伦主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曾经看过一遍，基本没看懂。但我确乎记得片头出现过“蒙面骑士”的身影。现在我越想越可疑，觉得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联，因为片名正是萨帕塔运动形式上的两大悖论：蒙起面孔才得以被看见，隐去姓名才得以被命名。莫不是迪伦也在向萨帕塔致敬？我不敢妄加揣测。
由于是被戴锦华翻译进来的，副司令拥有了比一般拉美书籍多一点的读者，其实仍然很少。加上有些人看的只是斗争的形式，他们感兴趣的是公关的手段，那么这本书的真正读者还要再打个折扣。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读他，因为我对革命其实不太感兴趣，尽管那时候，“嗒嗒”是我和kaka同学在MSN上见面的问候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那是枣红小马的马蹄声。我想副司令总是让一匹枣红马跑进这个故事那个故事的，一定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传说有关，1919年，他被害后，“一匹枣红马在独自飞奔，奔向南方，奔驰在丛山峻岭之中”。
我喜欢副司令写的杜里托，想到它拉过一片树叶盖在身上，写上数字69，“请将答案寄至瓦帕克树69号叶”，就忍俊不禁。我喜欢副司令写的小孩子们，在他的笔下，贫瘠的土地上的童年散发着珍宝般的光彩。对了，托妮塔后来有了新杯子，还向副司令“炫耀”来着，可她还是不愿让他亲亲，因为那太痒痒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罗列下去，否则恐成为无节制的流水帐。时间有限，我不得不直入主题了。
我觉得副司令最可贵的是面对玛雅原住民的拒绝时，“在黯然离去和如切那样顽强地留下来，最终被出卖、被杀害之间，创造了第三种可能：留下，不是去言说——动员和说服，而是倾听和学习。”他们对大写的“革命”没有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小写的革命”。
在我看来，把《蒙面骑士》视作愤青读物的，大多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我不想怀疑他们的理解力），因为副司令在故事和公报中始终都在表达：任何二元对立的选项都是陷阱。
遗憾的是，我发现这样的景象没有任何消减的迹象，反而在网络意见领袖的带领下愈演愈烈。就像我曾推荐过的那篇文章中写的：“如果长久地置身于黑暗之中，不能时时地亲近阳光，很容易会丧失奋斗的力量；即便能凭着对黑暗的厌憎而激烈叫骂，因为缺乏内心底蕴的支撑和制约，这叫骂也非常容易走形、变质，最终与其对象纠缠着一同沉没。”
最终每一个人都面临指控，而我愿意接受这一条：
成人指控他是个孩子。有罪。
孩子们指控他是成人。有罪。

　　3月8日，普拉多的村民们从山上返回村中。托妮塔一家走在最后。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小屋中残留的一切时，每个普拉多家庭中和托妮塔家一般无二的场景重演了：无助而狂怒的男人们查看着所剩无几的残余，女人哭泣着，扯着自己的头发，祈祷着，叨念着：“天哪，天哪”。他们拾起扯烂的衣物，破家具的残片，溅满了粪便的粮食，撕碎了的瓜达卢佩圣母和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图片，上面覆盖着美军“快餐”的包装袋。这一场景几乎成了普拉多所有家庭的仪式。最近几天中，这一仪式重复了108次，每个家庭一次，108次的无助、狂怒、泪水和哭号：“天哪，天哪……”
　　不过，这一次有些许不同，有个小姑娘没哭。托妮塔一言不发，她没流泪，她没哭喊。她绕过垃圾堆，直接走向屋角，像是在寻找什么，那里，被遗忘的角落，有一个小茶杯，打碎了，丢弃在那里，如同被毁灭的希望。那是一份别人送给她的礼物，为了有一天托妮塔/阿丽思可以和疯帽匠和三月兔一起喝茶。这一次，托妮塔在三月里找到的不是兔子，而是那以捍卫国家主权的名义遭摧毁的家。她没有哭，没有喊，她一言不发。她拾起小茶杯和茶碟的碎片，走过地下扯碎的、肮脏的衣物，走过劫后余生的、散落在地的玉米和豆子，走过她那啜泣着、哭喊着、重复着“天哪，天哪”的母亲、婶娘和姐妹，来到屋外。
　　屋外，在番石榴树的近旁，托妮塔坐下来，用泥土和一点唾沫，尝试将茶杯的碎片粘在一起。托妮塔没哭，可她眼中有某种冰冷而锋利的光彩。如同500年的历史加诸原住民妇女的遭遇，残酷地，托妮塔离别了童年使自己成了女人。那是1995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托妮塔5岁，就要6岁了。她眼中那冰冷而锋利的光芒，那顽强将碎片复原成小茶杯的努力，救赎着创伤的辉光。有人会说，太阳正是在大地的叛卖播下的苦涩间磨锐光芒。一如缝缀起破碎的心，托妮塔以泥土和唾沫复原出她的小茶杯。远处，有个人片刻间忘却了自己身为男人，咸涩的泪自他的面庞上淌落，不锈损他铅一般沉重的心…… 

——选自萨帕塔民族解放军1995年3月11日公报

这是《蒙面骑士》里最让我忍不住落泪的一段。原本想在网上找文本复制一下，后来发现都没有包括这篇，只好自己敲一遍，又一次泪眼婆娑。标题是我取的。